書抄 #22

在我的問題意識下，革命、社會運動和騷亂只是衝突性集體行動的三個不同的狀態。它們之間有著一定的可轉換性。在某些社會中，革命只是極少極端人士的幻想，騷亂集中發生在處於最弱勢狀態的邊緣社區中，利益集團政治型的社會運動則成了社會抗爭的主流。而在一個化解社會矛盾能力很弱的社會中，社會運動會受到壓制，社會矛盾和抗爭很難被體制吸納走向制度化。並且，一旦與其他社會危機相結合，社會矛盾往往會以革命性的抗爭形式得以表達。 ─台灣版前言xiii

所謂「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就是有許多個體參加的、具有很大自發性的體制外政治行為 ; 所謂「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就是有許多個體參加、高度組織化、尋求或反對特定社會變革的體制外政治行為 ; 而「革命」（revolution），則是有大規模人群參與、高度組織化、旨在奪取政權並按照某種意識形態對社會進行根本改造的體制外政治行為。（頁3）

中國目前正處於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期，社會的飛速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環境，可謂明智之論。但與此同時，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穩定並不是指社會中不存在政治衝突或社會運動，而是指國家將社會矛盾和衝突納入體制的能力不斷得到提高──這也應當是目前所說的「提高執政能力」的宏旨要義──從而消除發生大規模、有強烈破壞性的動亂或革命性運動的可能性。（頁8）

任何集體行動，特別是社會運動或革命，其發生和發展都離不開這三個因素。但是，這三個因素之間並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邏輯關係。一場社會運動既可以肇始於一系列社會變遷，進而導致社會結構條件的變化和挑戰性話語的形成 ; 也可以發端於國家主導的改革，進而引起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及挑戰性話語的出現。此外，每個因素的重要性也會應不同的集體行動（社會運動或革命）而變化。（頁28-29）

威權國家雖然有能力限制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組織和人際網絡的形成，但它決無可能打破同一居住和活動空間下的人際交往。事實上，威權國家的許多政策往往會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間之下，從而促進了主動的人際交往和被動的直接接觸，因此，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運動動員方式往往在發生於威權國家的社會運動中起到關鍵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國家內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決定的。（頁51）

策略框架理論沒有文化理論所面臨的困境。對於他們來說，一個運動之所以表現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是因為運動的組織者覺得那一部分比較有效，一個社會中社會運動行動劇碼的變化來自無效文化行為的淘汰和有效行為的引入。但這種解釋也面臨一些問題：第一，對大多數社會學家來說，文化力量肯定會作為慣習和本能在情感和潛意識層面上發生作用，因此不能接受策略框架理論背後隱含的理性選擇假設。第二，策略框架理論背後隱含的理性選擇假設傾向於把一個運動中的所有話語和符號性行為都看作是組織者的策略。…..社會運動動員「彷彿不過是運動積極份子在按一個個修辭按鈕」; 其推理「傾向於把成功的動員過程還原為運動積極份子所提供的一系列框架，並在兩者之間建立起因果關係」。第三，一旦把一個運動的話語過程看作是社會運動組織者的策略行為，實際上我們就已經假設該運動是在極其有組織的情況下進行的。（頁53-54）

雖然目前中國經濟表現尚可，記者也從中取得實惠，但由於中國目前還缺少既能被社會中堅力量認同又能為國家提供合法性基礎的霸權性價值觀，因此，中國目前國家與媒體菁英（或更廣泛地說是知識菁英）之間的所謂的聯盟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這種聯盟缺乏價值基礎而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頁58）

當我們要解釋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某種具體社會現象時，關鍵是從經驗上論證哪種機制最為合理。對一般社會機制的瞭解並不能幫助我們解釋某個具體問題。更重要的是，一種複雜社會現象，特別是歷史現象，往往是由許多社會機制的組合所決定的。在這種場合下，找出其中的單個機制是見樹不見林，更有意義的應該是找出不同層次的社會機制的有機組合及其社會後果。最後，同一個機制在不同社會現象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其重要性會隨其他機制的存在與否而變化 ; 隨著社會的變化，一些機制在社會上的重要性會上升而另一些機制的重要性則會下降。以機制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並不能為我們瞭解這些變化提供幫助。（頁60-61）

史美舍認為，僅有結構性誘因和結構性怨恨不足以產生集體行動。在集體行動發生之前，人們的結構性怨恨必須轉化成為某種一般化信念，即人們對某個特定問題產生的癥結及解決途徑產生一個共同的認識，哪怕這種信念是一種出於愚昧和無知而產生的神話。但對一個集體行動的發生來說，重要的並不是真實而是認知。一般化信念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是誇大了人們的怨恨、剝奪感或壓迫感。（頁72）

格爾提出了「相對剝奪感」的概念。他認為，每個人都有某種價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而社會則有某種價值能力（value capacity）。當社會變遷導致社會的價值能力小於個人的價值期望時，人們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越大，人們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造成的破壞性也越強。（頁87）

康豪瑟的理論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它予以一種印象：人們之所以加入衣廠社會運動或革命，主要是因為缺乏資訊，而正確的資訊總會告訴人們這些社會運動或革命是沒有必要的。批評者還指從經驗層面上對康豪瑟理論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康豪瑟理論的核心和邏輯出發點是「發達的社會中層組織可以阻止社會運動的發生」這樣一個命題（或者說中層組織能對社會運動起到抑制作用）。他們於是推論說，如果康豪瑟是對的，那麼積極參加社會運動的人應該是那些與中層組織聯繫薄弱的人。批評者就此問題做了許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組織聯繫愈廣，或在人際網絡中表現越活躍的人，參加社會運動的可能性越高。據此，他們否定了康豪瑟的理論，並強調人際網絡和社會組織才是社會運動動員的關鍵。（頁105）

─趙鼎新《社會運動與革命》

書抄 #21

情感結構這個詞凸顯了「衝動、抑制與調性的特有成 分，尤其是意識與關係中的情感成分」；它所強調的不是「與思考對 立的情感」(feeling against thought)，而是「被感受的思考與被思考 的感受」(thought as felt and feeling as thought)。這些情感成分被稱為 「結構」，因為它們彼此之間存在著連鎖互動與張力(Williams 1977: 132-134)。Clarke等(2006: 12) 跟隨威廉斯的腳步，將情感結構的概念 進一步予以深入闡釋，認為情感結構包括「持久的感情組態，這種感 情組態表現了一個年代或時代，超越了特定政權、國族或階級的偶成性，但仍可從政權、國族與階級中找到範例。」（頁203）

 

「情感結構」的概念之所以重要，在於其強調情感並非一時的 激情，也不是「非理性」而難以駕馭與馴服。相反地，情感結構強調 情感作用的持久、而非短暫；透過「愛與恨」的情感，這個紛然雜陳 的世界現象有了等差秩序，這樣形成的情感結構提供了意義與價值， 形塑著人們的世界觀，引導著人們的理性行為。正如韋伯所指出的， 推動人類行動的動力是利益，但價值卻如鐵路的轉轍器，決定了行動 的方向(Weber 1958: 280)。把謝勒與威廉斯的論證接在這句話後面來 說，深刻影響著人類價值觀形成的，便是情感結構所決定的「愛的秩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情感結構」具有社會學的意義， 也有其必要性。換言之，我們必須理解的不只是理性行動本身，而是 情感所決定的方向（意義與價值），究竟將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頁205）

 

暴力與鬥爭／戰爭受到推崇，靠的不僅僅是政治動員，背後還 有一股「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與浪漫主義的情懷在推波助瀾，也就 是對革命前景的樂觀希望與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24 在此情形下， 「愛的秩序」也產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於毛澤東能夠帶領共產黨在極 度困難的環境中艱苦奮鬥、幫助人民推倒「三座大山」，讓底層群眾翻身，給中國帶來希望，這些勝利者的成功經驗不但鼓舞人心、激發 鬥志，也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共產黨或毛澤東被比作父母，其恩惠 更甚於生身父母，畢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頁211-212）

 

新中國成立之後，新國民（人 民）必須培育的「心的邏輯」是錢理群筆下的「革命邏輯」，在集體 主義的「愛的秩序」下，對黨國、階級、人民的愛，要遠遠高於對父母的愛。「人民」是依據統一戰線界定的，階級鬥爭的統一戰線在社 會內部形成形形色色的「戰爭之框／鬥爭之框」，框外的對立面是 「人民」的敵人，不是人，28 沒有資格成人民的主體，即使自己的父母也一樣。在鬥爭當中，人們首先要學會的是去恨而不是去愛，毛澤東時代的「愛的秩序」便成了一個「超越了人禽之界」的秩序，把人 與禽獸的差異抹滅、反倒「不成為人」了。（頁213-214）

 

由於「新中國」是一個從重重戰爭之框所精鍊鍛造 出來的民族國家，它的國族敘事，必然充滿大量的戰爭記憶與軍事元 素。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指導方針已經成了當代中國建國神話的 一部份，以各種語錄名言的方式廣為流傳，即使尋常百姓也耳熟能 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劃分，也成了官方的國族敘事框 架。新中國成立前後各個階段的主要戰爭─從土地革命戰爭、抗日 戰爭、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被編成各種故事、教材、文學作品與 電影，為老百姓所津津樂道。（頁216）

 

但從1978年起，這個情形有了戲劇性的轉變。上 自國家領導人（包括李先念、楊尚昆、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李嵐 清、朱鎔基、江澤民、溫家寶、胡錦濤等），到各政府單位（尤其外 交部）的官員，乃至記者與評論員所發的新聞稿與評論稿，「傷害中 國人民感情」幾乎已經像個口頭禪，被大量應用在與主權、外交、歷 史記憶相關的場合與議題上，其次數之多、頻率之繁，引人矚目，而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更在網路上成為調侃的對象，31 甚至引起部分民族 主義者的反感（詳如下文）。這個巨大的轉變，某種意義下可以說是 中國的集體「情感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的指標。承認自己的感情受到 傷害，可說是一種弱者／受害者的姿態或表現方式。儘管這可能僅是 一種修辭模式，言者未必真有受害感覺，但這和從來不甘示弱、揚言 要「另起爐灶」的毛澤東時期，仍舊形成強烈的對比。努力要加入國際社會的中國，由於無力改變現狀又自認受到委屈，因此以受害者的 身份自居，向強者喊話─雖然這並不必然反應實際的強─弱態勢。（頁218）

 

改革開放後開始認識外部世界的中國老百姓，感情上的確很受傷 害，只不過，這種受傷害的情感，和官方經常掛在嘴邊的「傷害中國 人民的感情」，意義十分不同。此外，市場化的體制促使損人利己的 行為加劇，但文革帶來的道德真空卻無法抑止此種趨勢，造成人與人 之間缺乏信任，人人折磨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也同時是害人者（丁學良 1994：xviii-xx）。這種情形，雖然不像文革 期間「人人報復人人」，但某種程度也加深了日常生活中的被害意識 與怨恨的累積。（頁220）

 

過去的國族敘事雖然也會提到敵人（日本與國民黨）的惡行劣跡，但更多的重點是在強調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與光榮凱旋的「勝利 者敘事」，革命英雄與烈士是常見的角色。和前一時期相較，此一時 期的國族敘事增添了苦難與恥辱的強調，以及對日軍暴行的描述與控 訴(Denton 2007)。南京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創傷」，過去幾乎不 曾見於官方的國族敘事中，但自從1980年代之後，南京大屠殺開始 大量出現在國族敘事中，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份(Alexander and Gao 2007)，而「三十萬」的死難人數，更成為民族情感的重要象徵。（頁221）

 

錢理群用「潛入到民族性格」來形容毛澤東遺產的深入人心， 未免過於本質論，如果我們從制度論的角度來理解，可以有更好的解 釋。換言之，毛時代的遺產，透過種種的制度慣行（愛國主義教育、 集體記憶、紀念儀式等），持續影響著未曾經歷毛時代的下一代中國人。作為一位曾經接受過毛澤東「靈魂改造」的新中國人民，錢理群 的憂思格外發人深省。（頁241）

 

 

──汪宏倫，〈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TSSCI)

 

 

 

 

倦怠期

今天回想起一個片段，曾莫名其妙地訪問完一個陸生，因為那天還沒喝咖啡，我感覺自己已經快暈過去了，但嘴巴上還是說著那我們在教室外拍幾張照吧，然後示意攝影夥伴取景。那個受訪者笑容很耐人尋味，很好看，應該是會想多看幾眼的那種，只可惜那時我真沒心情多看幾眼，他後來找了一個倚靠窗邊的位置，那個位置可以讓陽光灑進來，整個氛圍忽然變得很柔軟、很放鬆，然後他再次問我還記不記得他英文名字（因為訪問開頭的時候他講了一個典故），我故意回說哎呀真的忘了呢。

他擺出很失望的樣子，還帶了一點傲嬌，然後說下次不給你採訪啦，說著又笑了。當下想想調戲受訪者真的是很糟糕，便立即轉換成很有禮貌的態度，跟他表示今天很謝謝他，對他講的內容很感興趣，希望有機會能在近日安排補訪，也說好要去看他的畢製作品。

他說好啊，但我後來卻沒趕上，最後一天的五點半我走到倉庫門口，接待的同學說已經結束了喔。

我覺得好遺憾啊，遺憾在這幾天持續滋長著，不僅是因為我跟他說好了卻沒做到，只是想起，當時我照例感謝受訪者，那時候他淡淡地笑回說，可以理解重複採訪一些問題，聽到很多差不多的答案應該很厭倦了吧。我愣住，說不會啊，怎麼會呢。

告別後，我私訊跟他說你太客氣了。然後我猜這就會成為我最難下筆的一篇稿子。

【 貌似實驗室】我像尋索我的仇人一樣認識陸生

昨天下午採訪完文化大學的陸生，晚上我跟採訪團隊的夥伴約了兩位陸生朋友吃飯，一個是首屆（2011年）來臺就讀輔仁大學的學位陸生，一個是這學期來淡江大學交換的研究所陸生，飯桌上大家聊起家鄉菜的味道，也向我問起怎麼定義有代表性的「臺灣菜」，當時我楞了一下，說地方上有地方特色的料理，好像很難用「臺灣」直接概括呢！晚飯後大家很隨意地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一起喝酒，從臺灣社會的本土化運動、臺獨論述聊到怎麼界定愛國主義，臺灣年輕人的國家認同是什麼？又聊到轉型正義的歷史在兩岸各自怎麼討論，甚至討論到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怎麼評論執政黨與在野黨各自對中國的表態。

還記得聊到「九二共識」時，五個人同時搶著插話為此發言，或反駁，或補充，頓時我發現，「九二共識」這個原先看似空洞、含混不清的政治修辭，在這段辯論交鋒間竟被賦予了有別於官方、國族的意義。那樣的意義我一時也說不清楚具體是什麼，但突然莫名感動起來，我想或許是因為在網路上一片充斥著「逢中必反」、貼上「支那」或「強國人」標籤的輿論中，能夠心平氣和坐下來討論「中國」已經愈來愈難得。

這個問題其實也放在我心裡好一段時間了──我們如何讓臺灣與中國年輕人以開放而寬容的心態，重新審視彼此的立場或歷史視野，進而更深入地動搖、挖掘因為既存偏見而僵化的議題討論方式。

剛來台灣那一年碰到選舉，見識到藍綠之間打起來、謾罵還滿恐怖的，但同學之間就算政治立場不一樣，還是可以打屁聊天，或是互相拿身分開玩笑，其實相處還算融洽。──傅心怡（首屆陸生，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今年二月份，比平時更緩慢地閱讀《無岸的旅途》這本書，作者李志德以多年來第一線採訪兩岸新聞的經驗，從人物到事件的紀實報導，將個人身在社會其中的質疑、反省與大環境緊密地連結起來。讀來不禁讓人感慨兩岸報導向來在臺灣的刻板印象，使大眾逐漸失去了進一步理解的意願，似乎已經習慣把「兩岸」當成「大人物搞黑箱的把戲」，其中難以親近的專業知識，更讓人困惑與自己的關聯性何在。

這不禁使我想起昨晚我和陸生朋友聊到兩岸到底會不會真的打起來，當時我半開玩笑向他說，你們都說要把臺灣當自家人，還捨得打嗎？但我們後來都認同「戰爭」並不只是一時興起、衝動而來的悲劇，還記得去年三一八佔領立院的那天嗎？儘管很多人說30秒是導火線，但仇恨中國的情緒可不是短時間促成的啊！《無岸的旅途》出版之際，正好趕上三一八運動的反省論述，回顧自2008年陳雲林來台對人權的嚴重侵犯，激起後來的野草莓運動，延續至2012年「反媒體壟斷」抗議旺旺併購中時中天案，拒絕中資侵入以防止媒體財團化的問題。

「這樣說來，三一八運動儼然是兩岸戰爭下的一個縮影啊！」我感慨著，倘若我們以為「戰爭」應該還離我們很遙遠，恐怕是遺忘了每一個衝突之間實際上如何扣連起來。李志德在《無岸的旅途》書寫結構上透過 〈兩岸？〉、〈無岸？〉與 〈彼岸？〉 各自事件脈絡出發的反省過程，更深刻地把三一八運動重新定位，我們因此有必要追究這幾年來的「為何而反」，讓台灣人當前的處境不再僅僅框限於對中國的反擊，而相對清晰可見的是回應現實的能力，關於「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我們應該要捍衛什麼，並在各自疲乏無力的政治表態中仍然保持批判性的觀看距離。

然而，促使我持續反省三一八的並不只是關於「我身為臺灣人」這件事，我其實也關心我的陸生朋友怎麼看待自己身在其中的角色。這便成為自三月以來我採訪首屆陸生列入必問的問題之一，他們之中有的抱著好奇心，偶爾到立法院現場看看 ; 有的因為難以苟同仇中的情緒，只去看了一兩次便不想繼續關注了 ; 有的雖然讓自己處於觀望的位置，也願意去理解臺灣學生的訴求，但經過一番思考後還是不願到現場看看。

來到台灣之後，我愈發地喜歡台灣，但是這種喜歡中似乎又有著一些苦楚。同樣我所喜歡的兩個地方，彼此之間還帶有那麼多的不理解與誤解，甚至是敵意，這總是讓我很沮喪。我始終認為兩岸間的關係絕不是一種「零和遊戲」，然而歷史卻讓我們看到兩岸曾有過差點擦槍走火的時刻。這到底是為什麼？ ──夏逸平（首屆陸生，輔仁大學哲學系）

為什麼我會對這群首屆陸生的答案感興趣呢？他們自2011年來臺就讀大學，今年剛好要畢業了，在這四年中，他們從起初對台灣社會的憧憬、想像，逐漸去指認衝擊背後的動力，可能曾經迷惘過自己在臺灣的定位，也深刻體會到在臺灣教育體制下「身為陸生」所遭遇的種種限制──三限六不（註）、無法納保，不少陸生因為無法納入健保的問題，忍著生病不敢去看醫生，或是因為煩惱三限六不中不能實習的限制讓這四年的履歷留白，也無法留臺工作，只得繼續念研究所尋找出路。

然而，如同《無岸的旅途》這本書的副標「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當前臺灣大眾對於陸生的認識，透過主流媒體報導的構框，已經讓陸生被僵化為政治鬥爭下的產物，不是三限六不就是健保問題，除此之外，對很多人來說，反正是「中國」就不該予以討論空間，硬是要在一個被激化的「敵對」關係下評價，無論什麼互動方式都會被說成是「衝擊」、「壓迫」。或是不自覺地對中國帶有貶抑的人身攻擊、歧視性的謾罵，以前曾經很不解為什麼可以對著黑影胡亂開槍就覺得這是正義了？為什麼可以在不認識對方背景的情況下不假思索地貼標籤？

因此很多陸生到了後來拒絕接受媒體採訪，怕被曲解、斷章取義，又要遭來圍勦，或是要求記者匿名。

我想做的採訪不僅基於對我的陸生朋友的信任，更是因為我相信這批首屆陸生是積極參與臺灣社會的行動者，通過他們對臺灣社會的觀察、反省自身背景如何與在地人互動的微妙關係，我看見了另一種思考臺灣處境的方式。因此，我想藉著記錄這些陸生他們的生命故事，他們如何在大學這黃金階段思索自我在大環境的位置──或是我曾以「陌生人」比喻在台陸生於兩岸關係的尷尬角色。向臺灣的讀者揭露現實的艱難，我們將如何與這群說著類似語言，有著熟悉面孔的人們和平共處。

約在二月下旬，我很快地找到了其他夥伴組成採訪團隊，成員大部分是在學生，或是剛畢業兩年內，可以說是最接近教育現場的一群人，既要在其中體會結構性限制，又得站上一個參與觀察的位置反省自我與受訪者的微妙關係。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將這個採訪計畫定位在持續實踐、推動實驗性對話的議題平台，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則是對話的起點，並命名為《貌似實驗室》。

Logo的設計源自於曾經問一位陸生「你會覺得首屆陸生就像白老鼠嗎？」，她回答「不，我們是死老鼠。」於是把老鼠的形象放進錐形瓶，檢討框架，也看見這隻「貌似」對臺灣社會帶來的改變。

《貌似實驗室》的Logo源自於問一位陸生「你會覺得首屆陸生就像白老鼠嗎？」，她回答「不，我們是死老鼠。」於是把老鼠的形象放進錐形瓶，檢討框架，也看見這隻「貌似」對臺灣社會帶來的改變。

前幾天我訪問到《陸生元年》的作者之一黃重豪，他告訴我說「你們幫我完成了我想做的事情」，因為他特別想知道當初在《陸生元年》點出的問題，後來究竟改善了沒有？

我們檢討關於陸生報導的取向是否有被「三限六不」綁架的嫌疑。關於怎麼討論「陸生」的方式，若是看報導才回應的人，恐怕習慣採取對「受污名者」的憐憫態度，導致陸生總是被劃定為一「特殊群體」，而更加有別於於外籍生或僑生之外。然而，這會造成一種對現實的蒙蔽——我們既看不見陸生在台的社經位置，更看不見實際上有哪些有錢有權的人在這些身份權益議題幕後主導話語。

因此除了我關心的首屆陸生無法考照、無法留台就業的問題，會怎麼影響臺灣的人才培育，在「陸生給臺灣社會帶來的質變」這方面來看，黃重豪當時建議我或許可以向陸生更進一步追問的是，「你看到台灣不好的一面，你覺得能夠怎麼改變？給教育體制或政策上的建議？」

所以變成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當初台灣要我們來是希望我們體驗臺式民主、台灣民主自由的社會氛圍，但是你發現來台灣之後沒有人感受到這種東西，或者他有感受，但卻不會對這種制度有任何喜好，因為很簡單地想像──你怎麼會去喜歡上一種制度，是把你作為假想敵的制度呢？──余澤霖（首屆陸生，文化大學史學系）

自三月中採訪至今，已累積了接近二十位受訪者，也陸續生出了幾篇專訪文章。昨晚和我的陸生朋友聊完各自回家後，回想這一切，採訪工作對我而言的意義，我覺得自己像是尋索我的仇人一樣認識陸生。重點並不在於指認出「他們是我的仇人」，而是「尋索仇人之於我的關係」，在尋索、偶爾跌跌撞撞的過程中，我因而認清了自己理解不足的部份，以學習者的姿態理解偏見，也得以更謙卑而謹慎的態度審視關於「中國」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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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陸生專訪文章：

要當兩岸交流的橋樑，就要做好被踩在腳下的準備 ─ 專訪文化大學余澤霖

兩岸交流的體驗者與思考者 ─ 專訪輔大夏逸平

沒有百分百的新聞自由 ─ 專訪世新傅心怡

 

註：為開放中生來台，馬總統及教育部自2008年起即承諾會以「三限六不」把關。「三限」指「限校」、「限量」及「限域」；「六不」指「不加分」、「不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可考照」、「不可續留台灣就業」。資料來源：http://ppt.cc/dAkW

演員的難堪

演員因為突如其來的無力感，使他認知到自己恐怕無法把角色接下來的戲碼演好了，想到這裏，他本能地把眼神丟給舞台上的另一位演員，有點像是求救，卻又更像是一種哀怨，但另一位演員顯然沒有意會過來，他只是等著，他也只是等著。

臺下觀眾也只是等著，因為不知道接下來究竟等到的是什麼，演員發現，這種隨著等待時間伴隨而來的焦慮，終將化為一種強烈的愧疚感，對不起買票的觀眾、對手戲的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都還行，他對不起的並非要扮演的角色，而是他自己，那個無法逃離舞台，又難以透過角色以外的肢體語言反轉困境的自己。

於是想著想著他特別想哭，但最後卻笑出來了，而且笑得越來越大聲，自然而然地。

書抄 #20

功績主體不受強迫他工作、甚至剝削他的外在統治機構的束縛，他是自己的主人，而且擁有獨立的主權。因此沒有人，也就是說，只有他自己可以使自己屈服，這一點和服從主體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外在統治機構的崩解也不會讓他因此獲得自由，還不如說，他會讓自由和威脅逼迫一起崩塌。因為功績主體會為了追求效能的最大化，讓渡出「強迫的自由」(zwingenden Freiheit) 或「自願的強迫」(freien Zwang)。過度勞動和追求績效，使自我剝削的情形更加嚴重，這比外來者的剝削更加有效率，因為它與自由的感覺同時出現。剝削者，同時也是被剝削者，施暴者與受害者之間的區別，不再像過去一樣能清楚辨識。這種自我參照的情形，將衍生出一種自相矛盾的自由，因為這樣的自由將自我內在本有的強制性結構轉變成暴力。因此，功績社會的精神疾病，恰巧是這種自相矛盾的自由的異常和病態現象的外顯。（頁37-38）

我們擁有沉思的專注力，得歸功於人類的文化成就，其中也包括哲學，文化的前提是一個能深度專注的環境。如今，這種深層的專注卻漸漸被一個完全不同形式的注意力（過度活躍的注意力）所擠壓。在不同的任務、資訊來源和過程之間，快速轉換焦點是這種分散式注意力的典型特徵。因為它對無聊是相當沒耐性的，即使是創造過程中可能相當重要的深層無聊也是一樣。班雅明稱這種深沉的無聊為一隻「從經驗的蛋孵出的夢鳥」。睡眠時，從身體放鬆達到最高點之際，正是精神放鬆達到頂點的深沉無聊。純粹的喧囂忙碌，創造不出什麼新鮮事，只是不斷複製、加速現有的事物。班雅明抱怨，這種可以像夢鳥般放送和運用時間的鳥巢，在現代生活中已逐漸消失，例如不再有人會去做「編織和紡織」之類的事。無聊是一塊「暖灰色的布，它的內襯是最炙熱、色彩最豐富的絲綢襯裡」，「當我們做夢的時候，把自己包裹在其中。」我們「在蔓藤花紋的裡襯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宿」。放鬆的能力消失，我們便失去了傾聽的才能，傾聽者的社群也隨之消失。我們活躍好動的社群完全取代了傾聽者的社群，因為傾聽的才能正好根基於沉思的專助力，不給過動活躍的自我任何進入的可能性。（頁40-41）

鄂蘭所描述的現代勞動動物，並不符合我們在當今功績社會觀察到的現象。晚期現代的勞動動物完全不受自身的個性或自我所擺佈，才能隱姓埋名在物種生命過程中繼續工作。勞動社會逐漸個性化，具有功績社會和活躍社會的特徵，晚期現代的勞動動物幾乎面臨撕裂崩解的自我，但是這有別於被動的生活。如果人放棄自己的個性，完全進入物種的過程，至少會有動物般的泰若自然。更準確地說，晚期現代的勞動動物有別於一般動物，全因為他過動、過度神經質。至於為什麼晚期現代的職業全都下降至勞動的水平，為什麼人類生活變得如此緊張忙碌，必須尋求另一種解答。

現代人喪失了信仰，不僅是崇拜上帝或相信來世，還影響了對縣市生活的態度，人類的生命也因此顯得極為短暫易逝。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有這般強烈的易逝感。短暫易逝的不僅是人的生命，還有整個世界。沒有什麼事物可以保證持續不便。面臨這種缺乏「存在感」所引發的神經質和焦躁不安，物種的歸屬可協助這種不斷勞動的動物，獲得動物才有的寧靜與放鬆。（頁48-49）

客體失去強烈的原欲投注對象時，悲傷於焉形成。會悲傷的人，是與被愛的「他者」緊密相依的，晚期現代的自我，將大部分的原欲能量用在自己身上。其他剩餘的原欲則分配、分散在不斷增加的接觸以及短暫的關係上。除此之外，從他者身上抽掉極其微弱的原欲，投注在新的客體之上，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沒有必要曠日廢時，痛苦萬分地「哀痛悲傷」。社交網絡上的「朋友」是用來提升自戀的自尊心，因為他們就如同消費者，關注著如貨品般「陳列在外的自我」。（頁100）

──韓炳哲《倦怠社會》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一晃眼很快過了，真是一個剛剛好被估量出來的數目，俐落地把一個月份對切成兩半，等待過程的煎熬是不是也能平分呢？

頭一兩天是要做心理準備，像讀書計畫的安排一樣過活，日日要有進度，儘管只是前進一點點，也是可靠的累積，翻了幾頁論文，或回想一些以前思考過的問題，自問自答，專心投入的時候，一切都很好，分心的時候就一邊多做其它工作，總之，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向來都不算問題。

非預期後果，是在社會學理論中若隱若現的一個洞，嘲笑人的自以為是、傲慢和無聊，堅定不移的時候大可不去在乎，或是想，總有人去收拾這後路的，洞等人去填滿也是留功德給人做了。路一直是坑坑巴巴的，滿腹委屈又被踏實到遺忘，遺忘則是一種症狀，它啃食記憶的鋒利或銳氣，攪和著七嘴八舌的價值標準辯論——那是易分心的人的戰場，一吵起來就忘了原本的問題是什麼，於是命題不斷更新，結論也頻頻修正，卻總是來不及忠實保留會議記錄，也並沒有這樣的負責人。

第一週過去了，就會發現剩下的一個禮拜多麼漫長，兩週是半個月，一週是七天，教教我，怎麼一天又一天地過，每當凌晨醒來，我連感受到自己的呼吸都覺得厭惡，啊我盼來的明天又成了今天，帶著這樣不甘願又焦急的情緒下床梳理，穿上凡妮莎的模樣，黏上隱形眼鏡眨眨眼，該幹麻就幹麻去，有咖啡喝就已經很好了。

倒數的日子，一如往常，偶爾恍惚地像夜裡的煙火，綻放慶祝以後的喧囂劃破天空，隨即是耳鳴的嗡嗡響蓋過忍不住的告白，你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是狠狠用力地瞪著，無來由地瞪著一個對象，你說你一點都不生氣，也絲毫沒有恐懼的樣子，只是習慣武裝了，武裝是為了自保，在為了逃亡四竄的人潮中走穩，走好，我們才來談如何去死。

如何倒果為因。

 

被圍觀的樹

  

拿朋友的水杯時，她發現我手指關節上有約一公分的傷口，看起來是剛剛破皮出血的，我說不會痛啊，怎麼弄出這傷口的也不知道。

常常莫名其妙早上起床時，發現膝蓋或大腿有瘀青，按壓了一下發現真的有點疼呢，不過也不是特別放在心上。最好還是看看窗外的稻田吧，池上的稻田像無邊無際的海，隨陣風吹過就映成一道道淺金黃色的影子，我記得在飛機上看過的稻田，彷彿被整齊切割好的塊狀畫布，我假想著怎麼構圖，把綠色的明暗或濃淡，和諧地譜成一支可愛的圓舞曲。有那麼一刻我忽然明白為什麼我的朋友會對《看見台灣》的場景感動不已，那是很安靜的感動，不過問政治與公平正義，但擁護一種永恆的美——在一片稻田海面前，覺得自己是卑微的，渺小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直到我開始感受到肉體上些微的刺痛，估計是因為風吹過裸露的傷口吧。

司機已經開進了伯朗大道，通往金城武樹的路上，路邊交叉站了幾位揮舞著中華民國旗子的男孩，那種揮法相當有力道，在空中畫出了一個又一個九十度的扇形圓弧，由於模樣過於機械化，甚至遠看讓我懷疑是施工時為引導交通擺置的假人。不過他不是，他的任務是為了讓車子停進「免費停車場」，好讓觀光客們下車去租借三輪腳踏車，真真實實地體驗金城武的廣告路線。

我們怕熱，便掉頭回去了，改成問當地人怎麼繞過去，還真的有方法，從伯朗大道的另一頭望去，中間那條被三輪腳踏車或拍照留念的觀光客壓過的馬路，像一條腸子，直直地從遠山被拉過來，把稻田海一分為二。

我們只需要遠遠地湊個熱鬧就行了吧，老媽問要不要再拍幾張，但路過我覺得就很夠了，看看人們如何簇擁那棵曾因為颱風被搶救的樹，脊椎雖然有些歪斜，魅力仍然不減，「這就是故事行銷啊！」我轉頭向朋友說道。

台北的那幾棵我倒是經常路過，從行道樹，成了需要在寒風夜裡與警方、怪手對峙的樹，鐵皮牆上原先是抗議的噴漆或海報，後來變成了建商的宣導，說我們一定會好好愛惜樹木，會盡可能降低開挖的衝擊程度。

樹原先是不需要被保護的，我指的是被人保護。

書抄 #19

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學科的建立，其時間點正好與工業化與歐洲殖民主義的鞏固一致。這些極度纏繞在一起的過程，將非歐洲區域的人民與社會帶進研究焦點的場域中，使他們成為勞力剝削和學術研究的目標。早期社會學理論對非歐洲人的想像，主要為烘托現代世界之獨特性。這種社會學研究的重點以及理解現代社會的推論過程，其特色包含資薪勞動、工廠製造、城市以及資本的流動 ; 而這也意味著我們有必要理解因劇烈變遷而消失的族群，主要以其文明發展作為衡量標準，標示歐洲進度的步伐與特色。（頁273-274）

與馬克思相同，韋伯(Weber, 1976:181) 的論述邏輯亦強烈暗示，全球性的整齊劃一是葫法避免的現象。清教徒的禁慾主義試圖「重新塑造這個世界，並在此世界中實現清教徒的理想」。此結論引發的結果是，對於審視原住民權利，人們幾乎沒有多大興趣。為何我們要關心那些獨特性終將消失之人的權利？他們最終都必須禁錮於理性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官僚制度中。（頁277）

隨著原住民社會在面對「現代化」的挑戰而崩潰的證據廣泛的出現，涂爾幹精確地描繪這樣的情境，同時認為於此情境中，許多原住民也找到了自我。然而，由於涂爾幹將這種變遷視為一種社會當中政治中立的演進過程，因而忽略殖民強權國家有目的之轉型，這些國家有能力強加現代化的變遷在原住民的領土之上。（頁277）

「權利」並非是既定的，而是社會與政治之創造與控制的產物，此一事實就是威爾森所掉的(Wilson, 1997: 3-4) ; 其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在有關權利分析的議題上，主要將分析權利視為社會建構的現象。他寫道：「對於那些鑽研於知識、想建構一個用於理解權利社會生活架構的學者而言，較好的方式是探索權利的意義與用法，而並非研究他們現今權利之本體論的位階。這些論者需要的是對人權更為細節性的研究，而這些研究室根據社會行為者的行動與意圖而來，並且存在於制度化權利的廣泛歷史限制中」(ibid)。簡而言之，權利的社會學分析，可以超越這些權利正式、尊重法律與修辭用語的面向，因為在這樣的分析範疇中，如同威爾森(Wilson, 2001 : xvii)所指出，這些權利概念永遠都是「好的東西」。因此，透納將人權視為一種保護弱勢族群的普遍機制，當我們認為他的觀點很重要時，透納對於這些權利究竟如何被創發和推翻，並沒有提供充分的細節性理解，而權利的創發與推翻，通常是由國家本身來進行。（頁282）

艾爾弗列德 (Alfred, 1999 : 48) 訴諸對國家權力採取傅柯式的理解，強調國家權力的壓制能力：

有一批判認為，國家權力將壓制視為國家主體不可或缺的功能，就算受到由憲法定義之社會契約的限制也一樣 ; 國家權力的執行理論上應特別留有讓原住民產生共鳴的範疇，因為這些原住民族從來就不是任何契約中的當事人，卻必須被操弄於假設國家主權之當性高過其位階的架構中。（頁284）

如同杜利(Tully, 2000: 39) 所指出，而許多原住民研究亦相當詳盡地闡釋此一觀點，即透過公民身分的賦予對原住民提供「承認」，實際上只是內部殖民主義的一部分罷了。然而，人權實際上式外於政府操作的觀點，傳統上都是用來抵消政府的壓制能力 (Tully, 1993)。（頁290）

──Lydia Morris《權利的社會學思索》第九章 原住民的權利社會學

書抄 #18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在元月7日完成三讀。這是少見由民進黨啟動，8年後在國民黨手中通過的法案。箇中最大意義應該是：蕭規曹隨顯示的不是從善如流，而是真正有個主導卻誤事的意識與行政惰性，足以穿透藍綠；雖然昧於實情，該法卻兀自認定，台灣文化產業在「自由自在」的環境羽翼下，大有可為，甚至能以對岸龐大市場為背靠。文建會、經建會與經濟部宣稱，推動文創，將在數年之間讓影音產業平均投資報酬率達6.4倍，並在中國取得3倍於今的銷售額。業界或學界不一定接受這個宣稱，有人批評文創只是囈語；有人逕自申請項目、分取資源；有人奢望「大陸當腹地 台灣坎城不是夢」、「台灣電影夢 聚焦大陸海西」；再有讓人乍舌，駭人聽聞之語，如後，「台灣的文化、創意、技術對…大陸電影絕對有正面影響，大陸也是台灣產業有生機的唯一希望」。（頁2）

文創法昧於現實的另一個指標，就在盱衡海外成例，影音部門若要在所謂文創產業取得佳績，除美國、香港以大型商業影視財團取勝，其餘無一例外，都有強大的公共廣電機構。惟行政院不此之圖，不但未曾就此綢繆，更是糟蹋手中公廣集團的資源。文創法制訂後次（8）日，公視董事長鄭同僚聲請假處分獲法院裁定書，公廣經營團隊形同癱瘓，史無前例，其後多種法院與輿論行動交叉蹂躪，再三將公視負面形象裸裎社會之前。當事各方，從新聞局到董事（長）及總經理，通通自認本身作為是為捍衛或維護公廣自主與專業，外界則對公廣不解，公廣整體形象與社會支持度，不能不下降。誰要為此負責？

追本溯源，就在國家機器的怠惰與無心。依照現制，公廣集團各種收入總在40億上下，員工約在1500人，比起歐日韓澳固然仍舊瘦小，放在台灣，已然蜀中無大將，這個規模不算小。這就是說，政府依照現制，不需額外編列經費，就能坐擁相對有效的政策工具，可以改善觀眾的收視權益，也能加速數位進程，從而對於遲不投資或只是少量投資的線纜業者，形成比較有效的市場競爭壓力，迫使其改善軟硬體投入。但從2006年入春公視與華視結合，2007年元旦，公視華視連同客家、原住民與宏觀三個頻道，聯合成立公廣集團以來，政府所作何事？少，不但少，還有原地跑馬，逆向退縮的衝動。（頁2-3）

人有兩眼兩耳雙手雙足，國家機器也有兩個面貌，實然與應然。行政院的文建會、新聞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於許多傳媒事件的反應與作為，顯得笨拙、無心、無力、無能的成分，遠多於明智與有權有能；顯得想要治標多於治本，顯得關注特定的傳媒行為之管制，多於對傳播環境生態的結構導引。政府這種「實際」表現，對於業界不一定有利，對於服務民眾，以及營造傳媒人安身立命的工作環境，必定是傷害，我們因此可以說，國家機器的實質表現陷入「節節敗退」的格局。

問題同樣出在這裡，表現不佳發揮了掩飾作用。國家不肯明白向社會說明，民眾並無充分資訊可以理解，世界各國從來沒有傳媒市場長期在低度規範下，能有更多新聞自由與編採素質的發揮園地。這樣一來，政府免除自身的責任，不肯秉持長遠眼光及部署，重構傳媒願景的步伐，無從跨出；反之，國家更願意解構自己，表示自己不該對於傳媒有太多想法，最多，政府只能與相關社團共管傳媒，其實是以民間社團作為推諉責任的口實。於是，國家機器的應然面，更是難以見人提及，對此若有主張，很容易就遭致指控，這是危險的「國家主義」，這是開門揖盜入自由於奴役之舉，智者不為。（頁5）

 

──馮建三，節節敗退的國家機器高唱凱旋：觀察2010年傳媒現象，《共誌》（COMMagazine）第一期(3月)，頁2-5。